爱伦凯与柯仑泰

爱伦凯和柯仑泰，是女界的先觉，对于女性解放问题，都有卓绝的见地。下面是关于她俩的谈话纪录。 紫文　今天，我们预备会谈的题材：是“爱伦凯与柯仑泰”。 瑛英　柯仑泰不是著述《三代恋爱》和《赤鸟》等小说的苏联女文学家吗？ 紫文　她不但是文学家，而且是外交家，曾做过驻挪威大使及驻墨西哥大使。 斐佩　这两位世界女性，他们的言论，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只是我对于这两个人的生世言行，都不明瞭。现在我把我所不明瞭的提出来，请你们指教：爱伦凯是生于哪一国的？ 紫文　她于一八四九年生于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都市里，父亲曾做过内阁的国务员。母亲亦受过高等教育，很热心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所以爱伦凯后来的提倡妇女解放运动，不是无因的。 斐佩　爱伦凯的人生观是怎样的？ 紫文　她是个唯心的乐观论者。她主张既然生在这个世界上，心身都应该很康健的，很快乐的，而且强有力地生活着。她说过：“我们的生活，应该终日有谦逊的心情，宽怀的胸襟，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大诗人那样的深刻的理解，任何时刻都应该象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愉快和活泼。”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她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光明与谦和，宽绰与大度。 瑛英　这样看起来，爱伦凯也不过是一个妥协于现实的人物而已。 紫文　那也不能说，假使她是个现实的妥协者，她怎么会在那时代，叫出“解放妇女”的呼声？不过他拿“爱”来调和人生，既不尤天亦不恨人，同时绝不是现实的妥协者而是反抗者。她也不象一般女子，不满于现实生活，同时却仍沉沦于现实生活而不能自拔。 斐佩　爱伦凯的妇女运动有怎样几个目标？ 紫文　她提出过三个信条。一、结婚应以恋爱为基础。二、自由离婚。三、母性复兴。 瑛英　记得爱伦凯的主张恋爱结婚，是根据优生学的。是吗？ 紫文　是的。她曾经说：“恋爱是神圣的，是一切文化的渊源。恋爱结婚的双方，必感到无上的幸福，在这样生活下所产生的小孩，必比一般没有爱的夫妇所生的小孩聪明。不过爱伦凯这个见地，确是缺少科学上的根据，她只说历史上的所谓大伟人，或者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半都是私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是由恋爱而结合的。 斐佩　爱伦凯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紫文　她主张以灵肉一致，与全人格的恋爱为基础，换句话说：在肉体上，知识上，道德上站在同一平行线上的男女两人，相互爱合。两者一体，这样的结合，当可永远在爱的熔炉中生活。 瑛英　我看这完全是理想，难怪她只好独身一生了。 紫文　爱伦凯主张结婚不必形式，她说两性间，既有了纯挚的爱情，自然都有高尚的道德，用不着借法律来保障。同时她又主张无条件离婚，她说恋爱不是永久不变的，两性间等到绝对没有爱情的时候，当然大家分手，免得貌合神离，彼此痛苦。 瑛英　这只可当作一种理想，而且我们希望这理想能实现。但事实却不使我们这样乐观，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社会里——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结婚虽不必有怎样隆重的仪式，最好需经过法律手续。免得一般不负责任的人们，朝秦暮楚，以恋爱为游戏。 斐佩　爱伦凯的母性复兴说又如何？ 紫文　她主张男女分职，各尽份内的责任，女子领域的核心是做母亲，所以假使女子不能尽做母亲的职务，即使能尽职于社会，也不能说是“完人”。 紫文　其次我们得谈谈柯仑泰了。 斐佩　柯仑泰现在还是健在着吗？ 紫文　是的，今年她已经六十二岁了，但据见到她的人说，假使不知道她年龄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少年夫人呢。她父亲“特莫诺米”将军，是旧俄时代的大地主，非常顽固；所以柯仑泰夫人小时的生活，非常拘束。俄国当时自由主义的思想盛极一时，她父亲怕她传染这思想，所以连学校也不许她进，只许她在家里勤读。可是人，常是很奇怪的，在这样的顽固的教养下，她的反抗，反会比常人显著，她在十八岁那年，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瑛英　据说她懂得好几国语言文字。是吗？ 紫文　是的，她的足迹，走遍了欧美两洲，起初毕业于德国齐利大学，研究组织学，后来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对于劳动问题，妇人问题等，有她独特的见地，同时对于文学，也有十二分的素养。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她也是其中的一位要角，因之被捕下狱。革命成功，她被推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一九二三年被任命为挪威大使兼通商代表，开世界外交史上有女外交家之新记录。 斐佩　她对于妇女解放的见地怎样？ 紫文　她把过去与将来的社会现象，分作三个时代：㊀原始人民，男子为了游猎，游牧，远征，设有一定的住所，女子专业养育子女，为养育子女而从事耕作，调理食物，裁制衣服，……那时一切以女子为中心，即所谓“母权时代”。㊁此后生活安定，男子支配生产，操经济全权，女子变成了男性的属从。这所谓“父权时代”，女子只是一生子的机器，是男子的玩物，而且可以金钱买卖。㊂是因资本主义的发达，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都失了原来的园地从事于机械工作，但低廉的工资，不足维持养活妻孥，于是妻女亦不得不自行从事生产，因女子工资较廉，一般乐于雇用，于已被摒弃于生产部门以外的女子，又回复了与男子同等的领域。女子既已与男子有同等的经济领域，当然主张有平等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男女平等时代”。柯仑泰曾说“现在一般所谓在法律上的妻子，由男子扶养，不事生产，将子女任佣人养育，终日徒事消费与享乐，这种女子，只可当她是卖淫妇。” 关于《天下太平》 二十五号的《火炬》上，有一篇烘燎先生的关于《天下太平》的批评，他说《天下太平》中有很多的缺点。如：“作者似乎很倾重于大众痛苦的暴露，以及农村破产的描写……”和“吴君把出路忘掉了，把弱小民族应当奋斗反抗的精神给抹杀了，造成通篇‘乞怜的哀鸣’……”等。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虽然认为《天下太平》中有缺点，但我所说的缺点，却与烘燎先生说的完全不同。我是恰巧站在烘燎先生的反面。 第一，王小福的“没有出路”，“做贼”，“自杀”，这都是必然的原因。因为他早有他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是大朝奉，他是经常坐在柜台上，帮助当店老板用高利贷剥削穷人的。他的“生活条件”和“地位”，一向是和普通穷人不同的，所以，他一没落下来，便“无路可走”。因为他不能放弃他的“大朝奉”的身份，他羞与一般穷人为伍，而且，在体力上，普通穷人所做的粗重事情，他都不能做，他更不愿意随一般穷人去向现实“奋斗”，“反抗”。因此，王小福就只有孤独，永远无路可走，做贼，以至于自杀。……这是必然的结果，王小福的死，也就是整个“剥削”者的死。这是丝毫用不着怜惜的。 第二，除上述故事的发展，在《天下太平》中得到了相当的成功以外；在表现方法上，吴组缃君是还剩着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的：（一）大朝奉的思想和身份，在王小福的身上还表现得很不够，在写王小福写得到处都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很容易使读者对王小福作无谓的同情的，作者应当把王小福的弱点——地位，思想，和羞与普通穷人为伍等，随时随地地暴露出来；使读者都能知道：象王小福这种人，没落，无路可走，那才是活该的。（二）诚如烘燎先生所说：全篇中没有“奋斗”和“反抗”的精神。但我所指的“奋斗”“反抗”，都和烘燎先生的不同。我并不是指王小福应该去“奋斗”“反抗”，而是指吴组缃君笔底的一般穷人。吴君应当将一般穷人的出路，“奋斗”“反抗”，很随便地带写下来，给读者以暗示，而反衬出王小福的永远没有出路。这就是说：人家都有出路，只有王小福这种人是非死不可的。这两点，我以为是《天下太平》中的一个不小的缺憾。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正在大家把“旧形式的采用”问题，闹得烟雾笼天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个“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的奇迹，那就是在《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面：杨昌溪先生的小说《鸭绿江畔》，是请俄国的法捷耶夫作的。 读者诸君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将杨先生的《鸭绿江畔》和隋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大江书店版）来互相对照一下：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的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毁灭》的开头——以后简称毁）。 在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鸭绿江畔》的开头——以后简称鸭） “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吧”！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毁） “来！拿这个到苏桥队部去”！金蕴声……递出一卷公文来……。（鸭）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队长同志，一要到什么地方去，立刻是木罗式加，木罗式加的。好象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毁——同页） “哦！司令官同志，你叫一叫别人也可以，时常都是李宣廷。好象这队伍中只有我一个传令兵样。（鸭——同页尾） 为了篇幅，我不能再多举例了。总之，《鸭绿江畔》从开头到煞尾，除了人名字和《毁灭》的不同以外，内容，形式，故事，乃至每字每句，都是从《毁灭》上搬运过来的。 不久以前，何家槐先生借用了徐转蓬先生的作品，不幸遭了告发而被指为“文绑公”。现在呢？（其实不是现在，因为《鸭绿江畔》还是去年发表的）我们又发现了杨昌溪先生这篇《鸭绿江畔》。（也许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偷窃得杨先生的，不过在杨、法二先生都未发表《我的自白》以前，我也只好暂时这样武断着）。 不过，杨先生的手段似乎还比何先生高明一点，他所绑的是洋鬼子的来路货，而不是好朋友的作品。这一点杨先生是比较聪明的，假如说，杨先生也应当“活谥”为“洋文绑公”的话。 临了，我还觉得那些正在讨论什么新形式、旧形式的先生们，真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倒不如象杨先生一样，直捷了当地把“洋内容”和“洋形式”一齐“窃取”“借用”过来，舒舒服服“登龙”“领稿费”的为适意。 “手续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 本月十四日金满成先生在本刊上写了一篇《裤子掉下来了》，看了之后，很有一点感慨。 打人而把女人的裤子打下来，打下裤子来之后而且还要“手续费”，这真可以算得出是稀世的奇闻了。但，偶然回想到咱们的故乡——胡适之先生称为模范省的湖南——，就觉到打人还要“手续费”的事情不但不稀奇，而且似乎有点儿落后了。 据去年一位由故乡跑到上海来的公公说：“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怕人了，从前一年到头看到杀一个人，现在一天到晚可以杀几十个。杀了人还不打紧，还要什么‘刀手费’，‘伙食费’……真是……” 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惊异。便追根究底地问了一番。后来他详细地告诉我们：这种“刀手费”是县中团防局里的规定，每杀一名本地的犯人，犯人的家属就要送局长二十至三十元钱，作为“刀手费”，意思是谢谢局长，替犯人的家属除掉了一个坏人。如果不送，就不许被杀者的家属收尸，甚至于还要将家属监禁起来，逼着他把“刀手费”送上之后才放。 “为什么一定只限本地犯人呢？”我问。 “因为外乡人没有家属呀！” “那么，伙食费呢？” “伙食费是每天三角，有一天算一天！从入监算起，一直到被杀的那天为止。” “啊！……” 这谈话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咱们的故乡有没有新的进步，我可不知道。不过拿金满成先生所写的“手续费”来和“刀手费”一比，似乎咱们的故乡是要比金先生的故乡进步一些的。 1934年6月20日 读《丰饶的城塔什干》 （一）故事的大概 这是一部以俄国革命后的大饥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密茜迦，因为故乡闹饥馑，“有牛有马，人们都给吃尽了”，他便同另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孩子——瑟琉吉迦，抛下了饥饿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小弟弟，到两千俄里以外的丰饶的城市塔什干去找面包。他和瑟琉吉迦在出发时：“如你遇着什么事，我帮助你。如果我遇着什么事，你帮助我。”这样互相约定着。后来瑟琉吉迦终於因了太弱小的缘故，中途得病死了。密茜迦他却仍旧提起了最大的勇气独自赶他的路程。在一个火车站上，他又遇着一个比他还能干一点的孩子叫特落费谟的，重新结了伙伴。餐风宿露，攀车顶，踏缓冲机，爬在车头上，还跑了一天一夜的路……之后，那个比他能干一点的特落费谟又先吊上了火车走了。他却还用了很多很多曲折的艰苦的方法，才达到他的目的地——丰饶的城市塔什干作了工，弄了面包回来。 （二）作者所欲表现的主题 涅维洛夫是苏俄很负盛誉的天才作家。（可惜只有三十六岁就死了。）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只有收在《烟袋》里的一个短篇和一本中篇《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这两篇作品所给我的感动，我以为都没有这一部《丰饶的城塔什干》来得深切。在这里，作者正碓地深沉地描画出了俄国农民个性的典型。他借着这几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也许只有孩子的个性是最无掩饰，最天真而又最易表现得具体的吧）把一切农民的本性，都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了。 第一、在全篇中比较表现得多而又十分浓厚的，要算农民私有财产观念了。涅维洛夫他用了全副的精力去刻划它，差不多在每一段和每一个小节里。 当这一对孩子刚刚离开家庭，还没走到多少路程的时候，主人公的密茜迦便首先感到自己的东西可贵了。 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块草面包。若是瑟琉吉迦他也有一块草面包那就好极了。每人可以吃一个，然而现在是再没有多余了。…… ——你为什么不带点面包来呢？（P·19） 想起来他们互相扶助的约定，他剖开一块面包：——哎！我们到了车站，你还我好啦。你看，我不吝啬啊。（P·20） 密茜迦处处存着私有财产观念的表现，一直到瑟琉吉迦死了，又遇着另一个同伴特落费谟的时候，他还是丝毫不肯放松的。他把他的一件上衣由特落费谟替他帮忙卖掉了，得了三千卢布买了面包，两人分吃着。因为面包原是密茜迦的上衣变卖得来的啊，于是： 最后密茜迦辗一辗眼睛，作一种狡猾的神气： ——现在，你得工作啦。 ——干什么？ ——在火车里给我找一个地方。 ——而你呢？ ——我，我给你东西吃了……（P·214） 在密茜迦，每次的幻想中，他总忘不了他要发财，他要兴家立业，他要买一匹马……一直到他从塔什干回来以后。 除了这种农民私有财产观念的浓厚以外，第二，涅维洛夫还用了很大的力量，具体地写出了俄国大革命时农民没有集团性的事实来。的确的，农民的自私自利的心思太重了。他们在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三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但是如果稍为有了一点儿利害冲突，他们就不惜马上把团体分开来，各人干各的。 在一个小车站上，密茜迦和特落费谟上不到火车，被赶走了四次，他们只好和许多同样的上不得火车的饥饿的农民，老头子，女人，木脚兵集在一块，商量着一道徒步走去。这个时候，他们是深深地感觉到很多人是比一个人好了呀，无形中： 他们集成了一个小的被弃者的集团。（P·219） 但一到后来，却又不对了。因为密茜迦身上还有几块卖衣服得来的面包，被木脚兵看见了。 ——哪儿有面包？彼得追问。 兵指着密茜迦： ——哎！他那儿。 密茜迦站起来身来，惊骇着，要为他那最后的快乐拚死命地斗争，眼睛都红了，如同从洞里被拉出来的黄鼬一样。特落费谟突然间也站起来捉着他的伙伴的胳脖。 ——哎，我们认识路。 密茜迦和特落费谟走开了，随后又站住，眼里总放不开那班人。那些男人们也凝思地瞅着他们，好象准备要打仗一样。（P·229） 很明显的，密茜迦和特落费谟是一个小团体，为了大团体中有人要分他们的面包，便不惜马上和大团体决裂，两个一夥儿跑开了。这里，涅维洛夫是郑重地告诉了我们：农民终究是缺少集团性的，为的是他们的自私自利的心思太重了啊。 第三，作者还在这几个孩子中间，写出了三种不同的农民的头脑，配合在那一个大时代中。第一个是昏头昏脑的主人公密茜迦，他除了还有一点儿精明、干练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得的。那一个大时代好象与他毫不发生影响。他有时还得凭良心做事，他还相信上帝，他对于什么党，什么军，是一贯地不表示信任也不表示反对的，这大约是可以代表当时俄国的一般农民的头脑吧。第二个便是那个软弱的瑟琉吉迦，他其实也和密茜迦差不多，不过他是处处都表示软弱和害怕，所以他的结果是不能生存。第三个呢？便要算比较前进的特落费谟了。他是一个觉醒了的农民，他已经不相信了上帝。在吃面包的时候，密茜迦惊异地问他： ——你不祈祷吗？ ——我不祈祷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想……（P221） 并且，他还知道了一点儿革命，他初见密茜迦的时候。 ——得入党啊。特落费谟叹道。 ——哪一党？ 他还告诉了密茜迦许多许多。这大约是写出来代表一班觉醒了的农民的吧。但，作者却丝毫没有模糊读者的视线，特落费谟终究不是一个工人，在那个木脚兵指着要分密茜迦的面包的时候，他到底还拖着密茜迦离开那“被弃者的集团”了。 总观上面各节，我们便知道了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所要表现的主题。他其所以把握着这一次大饥馑来描写几个农民的孩子，他并不是为了好玩——如同我国的许多作家写小孩子一样。他相反的是要借用这题材来具体地表现俄国农民典型的个性：私有财产观念的牢不可破，集团性的缺少，靠他们来领导革命是不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必得实行新经济政策…… （三）技　巧 我首先应该说，作者的技巧是处处都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他告诉了我们要描写而不要长篇大论的叙述，而且要描写得简练，明快。他在这部作品里没有半句多余的话，没有超过十五行以上的冗长的小段。而且，写的时候不要太平铺直述，要有计划地把故事严密地穿插起来。第二，他告诉了我们，描写景物，一定要通过主人公的情感。否则，那景物是不存在的，他在这部作品里，没有描写过半点多余的景物。每一小点点都是通过了当时主人公的情感的。譬如密茜迦家中院心的设备，他在开始描写密茜迦的家庭的时候，他不写；一直到密茜迦快要离开家庭了，才向四外瞅着： 多么的不幸啊！ 一个车轮，一个套包，拉在地上，但已经没有马，没有牛了。先前，母鸡们咕咕地叫，公鸡放大着嗓子唱歌；现在只剩下几根柱子，和一个零落破烂的鸡架。有什么要紧！他会有机会到塔什干，那一切都可以解决了。（P·11） 第三，第四……因了篇幅的限制，好的地方是举不胜举了。读者只要细心地去咀嚼，便会自然领悟的。 （四）一个些微的缺点 在这部伟大的作品里面，我个人总还觉得有一个小微的缺点，那就是第二十章（P·145起），写密茜迦说谎的性格，突然有一点儿过火了。人家在黑夜里向他要一百卢布，他竟能泰然地用一张白纸去搪塞人家，而结果并未被发觉，这似乎是有一点儿过火的，不过，在情理上说，总还可以说得过去。 1934年11月4日 《丰收》自序 经过很多朋友的鼓励，我终于厚颜的将这本不成器的小东西付印了。 我很能知道自家的缺点：这本小东西里面太缺少艺术成分，技巧大半都不大高明。对于人物的把捉，故事的穿插，往往都现得笨拙。有些地方叙述得太多，描写得太少。…… 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毛脚毛手。有时候，作者简直象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 然而，这东西虽不成器，我却并不气馁。或者还正因为经过了一个这样的创作过程，才能使我更加努力的向文学前程迈进！我还年青得很。我能够虚心的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评，我能够刻苦的，辛勤的，不断的学习。在前进的批评家，朋友，和老作家们的谆谆诲导之下，在自己的刻苦的，辛勤的努力之中，我相信我不久的将来，总能有一点儿象样的东西出现。 不失掉我的原有的热情，加强我的技术的修养和生活的体验，便是我印这本小东西的主要动机。 那么，这就算是我创作上的某一段过程的结束吧。我在这里期待着读者们的严厉的批判！ 1935年1月9日深夜，在上海。 《丰收》后记 自己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以校完后，除惭愧和加勉之外，一无话说。 感谢鲁迅先生抽空为我作序。 感谢新波先生日夜为我赶刻木刻，使我的这些不成器的东西，增加无限光彩。 感谢丁、杜诸先生，及社中的好友。或为我奔走印刷，或为我校对，或为我发行与推销。 1935年3月2日在上海 《丰收》四版的话 这本小册子在今年底半个年头之内，——三月至九月——居然重版了三次，这是使我非常感激而且惭愧的事情。感激的是这样一本不成器的，粗暴的小东西，竟能得到这样多亲爱的读者底垂爱；惭愧的是这本小东西出版一年多来，因了贫穷和不断的病底原故，使我不但不能够多创作出来一点较好的东西，供献给亲爱的读者，而且连给这本小东西好好地修饰和装帧一下的余功，余力都没有。这在作者，是实在惭愧得无话可说的。 我记得：三月里再版时，自己正病在床上动弹不得，又因为没有多的钱，一切都只能够听凭印刷所去摆布。结果，除了受尽印刷所老板底白眼之外，封面是给印得一塌糊涂了，插图给插得颠颠倒倒了。三版时，虽然换了一个较大的印刷所，但自己还是病着，没有去校对，结果仍然那样坏的：纸张黄得几乎要变成黑色了，墨色模糊得几乎认不出字来。一直到现在，——到这一版，才算比较地象样了一点儿。 可是，内容仍旧是这么一些粗暴的家伙，这却没有法子能够补救！…… 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今年或明年还有重版的机会，使我能得到更多的亲爱的读者底批评！我更希望自己从今以后再不得病，好多多地，刻苦地创作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以回答亲爱的读者诸君底爱护！ 1936年8月24日晨，在上海 《星》后记 因了自己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底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底影响和教训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本来，我还准备在最近一两年内，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对那时候写下一部大的，纪念碑似的东西的。可是，我底体力和生活条件都不够，每一次的尝试都归失败了。我不能够一气地写下去；为了吃饭和病，我只能写一段，丢一下，写一段，又丢一下；三四年来，结果还仅仅是那么一大堆的材料，堆在一个破旧的箱子里。然而，我又不能停下笔来，放弃写作生活。于是，除了写一些现时的短篇作品之外，便在那一大堆的材料里面，割下了一点无关大局的东西来，写了两个中篇：一个便是这一篇《星》，另一个是正在写作中的《菱》。 这篇《星》是去年三月间完稿的。因为受着种种方面的束缚，故事和人物都没有方法尽量地展开；以致在九月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时，还留下着第四章那样一个大大的空白。目前，总算是勉强地补缀上去了。但是，现在和一年前的环境既殊，心情和笔调又各不能一致，我想：参差，错乱和不贯通之处，总该不能免的吧！然而，我却没有余裕的功夫，再来将它细细地修饰了。 我希望我这篇正在写作中的《菱》，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我更希望我那久被血和泪所凝固着的巨大的东西，能够有早早完成的一日！ 1936年8月18日，大病之后，记于上海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 小品文和漫画差不多是天天和我们见面的。当我们每天打开报章，打开其它一切杂志，大半都占有小品文和漫画的最多篇幅。我们在工作和劳动的稀少的余暇，读不到长篇大著的世界和国内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只好拿小品文和漫画来应急。 小品文能兴奋我们的精神，能加强我们对于黑暗的现实的认识，能把我们从悲哀和沉默中激发出来，指示出我们的宽庄的大道。它是“匕首”，是“投枪”，它是文学作家们短兵接战时的唯一的武器。漫画更能使我们增加艺术的兴趣，更能使我们具体地看到人生。它能补小品文的不足，能从另一形势描绘出一切文学作品所不能达到的深微点。它和小品文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也应该是“匕首”，是“投枪”，是画家们短兵接战时的唯一的武器。 是的，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 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上述的这种小品文和漫画。而不是“×月诸家之随笔”，而不是“王先生”与“眼睛吃的冰淇淋”。 1935年2月28日 我为什么不多写 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 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 “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又并不是完全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实在的，你为什么不多多地写一点呢？……老叶，实在的呀！……” 女人和母亲更是时时刻刻附到我的耳边，说： “写呀！你为什么又不写了呢？……你的脑子在想什么东西呀！……明天早晨又没有米了，孩子的帽子也破了，妈妈敬菩萨的香烛钱也没有了，你究竟在想什么东西呢？……来！让我替你把孩子带出去，你一个人安安心心地写吧！写吧！……《时事新报》你可以去一篇的——那我知道——而且，还有申报馆，××杂志，××月刊，××，××××……你不是说在月内通通要写一篇去的吗？”——的确的，自己也知道，假如我不多多地写，生活也许马上会把我们一家老幼都赶到马路上去睡弄堂，讨铜板的。然而，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呀！ 常常地，我一提起笔来，摊开朋友们索稿子的来信，想起每个编辑先生来。嘱咐的那些话，我的脑子也便会莫明其妙地混乱起来，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东西才好了。 “你是写小说的人啦，你给我一篇小说吧！”我的第一个朋友说。“不过，你应该注意呀，小说的内容千万不要写得太那个，那个了……朋友，只要讲得好呀！……喜欢看爱情小说的人才多呢。朋友……” 接着，第二个又说： “老叶！赶快替我写一篇农村小说。我知道，农村的情形你非常熟悉的……赶快啦，老叶！今天十三了，十五号还来得及！十五号，是的。老叶，你还要注意呀，最多不能超过三千字，三千字，老叶，最多三千啊！ 此外，又还有限定我写游记，军队生活，妇女生活，或者和学生生活有关之类的小说。而且，大都不能超过三千或一千五百字，内容更不能“那个”。有的甚至于还选出一篇论文来，叫我就照那内容替他配上一篇小说，表示他所论的完全是真的，现实的材料，有小说为证。 这样，我便被陷入了那深沉混乱的苦痛之中，终于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东西才好了。然而，为了生活，我又不得不写。女人督促着，朋友催逼着。虽明明知道自己是一条瘦弱的公牛，榨不出奶，但也不能不拚命地榨一榨。 而榨的结果呢？——两三个月来几乎一字无成。写了一篇恋爱的，自己看看，要不得；给朋友看看：“唉，你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呢？唉唉！简直不成呀！你难道连起码的恋爱常识都没有吗？唉唉……”于是毁了它，重新来写一篇关于农村的小说。先想好一个题材，下笔了；但是，又不成，刚刚开一个头就有了六七千字，再写下去，便非三四万字不能完篇。“谁要呢？”朋友说，“这样长的东西，除非你自家去出单行本。”然而，为了生活，我又不能不听朋友的话，暂时将长的搁起，再来想一个其他的短东西。可是，心情已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安静了，渐渐冒出了火花来。“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写作呢？为什么要拚命地来想这‘鸡零狗碎，的东西呢？啊啊，为什么呢？……生活呀！该诅咒的生活呀！”于是，又忍痛地将自家暴躁的心情抑止，再想一篇关于军队生活的小说。想好了，写呀，写得神昏颠倒，日夜不停。结果好了，没有过火，也没有斗争。高高兴兴地拿给编辑先生去看，“嗯！”编辑先生咽了一口气，皱着眉头地说：“你可怎么写得这样‘那个’呢？……你不可以将他们的生活写得好一点吗？嗯嗯！这样的东西我怎么能发表呢？嗯，老叶，我怎么能发表呢？……”当然，到这时无论如何我的心火也按捺不住了，但又不好当着编辑先生发脾气，只能唯唯连声地退了出来，一口气跑到家里——将原稿子向火炉中一摔！并且还大声地骂着女人，骂着孩子！骂他们不该累赘我的生活，不该逼着向我要吃饭，逼着我写这样不成器的东西！……结果，女人哭了，孩子哭了。母亲愤怒地摸起拐杖来要敲破我的脑壳！而早饭米仍旧不能不设法到外面去弄回来……后来，我又试写了一回妇女生活和学生生活之类的小说，但我自己知道：统统不成功。也就不想再送去给朋友和编辑先生们看了。因为我在写的时候，除了用手拿着钢笔在原稿纸上一笔一笔地移动以外，脑子早已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朋友们大抵以为我过去的生活经验应该丰富得了不得，不肯努力地多写出东西来，挨饿，那是活该的。而并不知道我的创作的艰难和痛苦。何况我的生活经验还并不见得有怎样“了不得”呢？当然，我不否认我还有一部份不曾写出来的“血”和“泪”的惨痛的生命史，但那大大的东西写了出来又有谁要呢？在长长的写作的时期中，谁肯来维持我一家五六口的生活呢？“空虚啊！”我不由地叫道，“我的别样的生活是怎样地空虚啊！”然而，我要是有胡诌的本事也好——“一天能胡诌出一两千字，也足可以维持生活的！”人们对我说——偏偏我又没有这样的本事。于是，挨饿；那就真正“活该，活该”了。 “然而，你就是这样长期地‘空虚’和‘苦痛’下去吗？”朋友们一定要问的吧。但，敬爱的朋友，这你尽可以放心吧！人们只要想到了自家生存的意义的时候，是决不至于自暴自弃的啊！我虽然“空虚”和“苦痛”，但我究竟还没有失掉我青春的生命底烈火，还储藏着有一种巨大的自信力。我为什么要弄得自暴自弃起来呢！ 以后呢，当然，因各方面的关系，我还应多多地写——在不违反自家的意志和不脱离艺术领域的这范围之内。可是我将不再写应时，应景，指定题材和规定长短之类的痛苦的东西。一定的，朋友！宁肯“饿肚皮”都做得。“饿肚皮”，这句话并不是表示我故意地装得“清高”，“有骨气”！而是实实在在的，我的别样生活太“空虚”了，写不出。再说明白一点：以后我将多写一些自家所欲写，所愿意写的小说，间或也写一点杂记和杂忆之类的东西。写多少，算多少。能发表呢，当然好；不能发表，就留给自家读读。至于能不能写得好，写得进步，能不能中编辑先生的意，满足朋友们和读者的欲求，那就只能看我的身体底健康和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当然，我一定好好地锻炼自己；刻苦地，辛勤地学习；使我往后的东西能一天一天地接近艺术，并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 1935年除夕前十日在上海 感想·意见·回忆 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 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我记得，我们每次捉到一个或者两三个专门掼炸弹的汉奸去枪毙时，我们的后面总要跟上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声地喊打，喊杀！拍掌，欢呼！……有的甚至于还亲自拿着小刀子，到枪毙后的汉奸的尸身上去戳，去割，去挖他们的心肝！…… 三年前的“一·二八”，我虽没有当警察了，但心还是热的。因为要大家长期抵抗，于是汉奸也跟着减轻了罪：游街，戴高帽子，站木笼示众！……我虽然没有亲自动手去捉，但究竟还能认识他们是汉奸。群众们也还是一样地拍手，欢呼！喊打，喊杀……但已经看不到枪毙，割肉和挖心肝了。 两年前的“一·二八”，我提笔走上文艺界，心似乎也很平淡了。但究竟还有一些“爱国青年”们组织什么除奸团，跪哭队之类的东西专门和汉奸们作对，开玩笑，使他们常常要受点儿惊吓，吃点儿麻烦……奸商们甚至还要花几文钱去登一登报：“鄙人并非汉奸，诸君不要误会！爱国岂敢后人，自有良心为证！”…… 一年前的“一·二八”，我的心不知怎样的，渐渐地由平淡而变为冷静了。这对汉奸们已由无罪而变为有功。作官的作官，享福的享福！“汉奸”这名词，根本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要说他一声“汉奸”，那么你就是汉奸的汉奸—— 今年的“一·二八”呢？我的心也就由冷静而变得更冷，冷成了冰凉了——不错，这正是奴隶的心！ 悼高尔基 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 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他底著作：一本是《短篇创作选集》，一本是《草原故事》。因为从这两本书里，我可以看到这个作家底伟大的灵魂，也可以学到一些“怎样去生活”的方法。当然，他底伟大还不仅仅是这两本书，我爱他的也不仅仅是这三数篇作品。然而我所得到的关于这两本书的益处，也就不少了。 虽然在旅行中，我是每天都在挂念着他底消息。我看到他体热降低，我觉得欢喜，看到他体热增高，我觉得忧虑，而且也更能从那两本书里看出他的伟大处来。 他的死讯，是我重回上海的第二天才得到的，我的心里当时觉得一下子沉下去了！我不能找出一句适当的话来形容我底心中的悲哀和纪念他底人格的伟大！ 他的死，不但是苏联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文学青年的损失。因为我们将再得不到他底新的指示，再看不到他底新的伟大的作品了。 纪念他和哀痛他，只能由他遗留下来的作品里去找寻我们“怎样去生活”的路。 这“路”是非常的长的，黑暗而且艰难的，他的作品将永远象一盏明灯那样地照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