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国学与西学

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来想叫作“鲁迅的新学与旧学”，因为新旧的意义不明了，所以改称“国学与西学”，虽然似乎庸俗一点，但在鲁迅的青年时期原是通行的，不妨沿用它一下子。 鲁迅的家庭是所谓读书人家，祖父是翰林，做过知县和京官，父亲是个秀才，但是到了父亲的那一代，便已经衰落了。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多年，父亲早殁，祖传三二十亩田地逐渐地都卖掉了。在十八岁的年头上，鲁迅终于觉得不能坐食下去，决意往南京去考当时仅有的两个免费的学堂，毕业之后得到官费留学日本，这样使得他能够在家庭和书房所得来的旧知识之外，再加上了新学问，成为他后来作文艺活动的基础。现在我们便想关于这事，说几句话。 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说来，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但是鲁迅的国学来源并不是在书房里，因为虽然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虽然旧式学者们说得经书怎么了不起，究竟这增加不了多少知识，力量远不及别的子史。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便是人人皆知的“二十四孝”，也给他新的刺激，《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便对于曹娥与郭巨的故事提出了纠弹的意见。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国朝典故的另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的义愤。这都见于他的杂文上面，不必细说了。 鲁迅小时候喜欢画画，在故家前院灰色矮墙上曾画着尖嘴鸡脚的一个雷公，又在小本子上画过漫画“射死八斤”，树下地上仰卧一人，胸前插着一枝箭，这八斤原是比鲁迅年长的一个孩子，是门内邻居李姓寄居的亲戚，因为在小孩中间作威福，所以恨他。鲁迅的画没有发达下去，但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有他自画的一幅活无常，可以推知他的本领。在别方面他也爱好图画，买了好些木刻石印的画谱，买不到的便借了来，自己动手影画。最早的一本是《荡寇志》的绣像，共有百页左右吧，前图后赞，相当精工，他都影写了下来，那时他正是满十二岁。以后所写的有《诗中画》，那是更进一步了，原本系画古人诗意，是山水画而兼人物，比较复杂得多了。第三种又很特别，乃是王冶梅画谱之一，上卷题曰“三十六赏心乐事”，是一种简笔画，下卷没有总名，都是画幅，有些画的有点滑稽，可是鲁迅似乎也很喜欢，用了贡川纸把它影下来了。所买画谱名目可不必列举，其中比较特别的，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另种画本。北斋是日本版画“浮世绘”大家，浮世绘原本那时很是名贵，就是审美书院复刻的书也都非数十元不可，穷学生购买不起，幸而在嵩山堂有木版新印本，虽然不很清楚，价格不贵，平均半元一册，便买了几册来，但大部的《北斋漫画》因为有十五册一套，就未能买得。日本木刻画本来精工，因为这是画工刻工和印工三方面合作成功的，北斋又参加了一点西洋画法，所以更是比例匀称，显得有现代的气息。这些修养，与他后来作木刻画运动总也是很有关联的吧。 对于中国旧文艺，鲁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诣。他在这方面功夫很深，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非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末了还有一件要说的，是他的文字学的知识。过去一般中国人“读书”，却多是不识字，虽然汉末许叔重做了《说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搁起来，因为是与“科举”无关，不为人所注意。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刚从上海西牢里释放出来，亡命东京，主编革命宣传机关杂志《民报》，又开办“国学讲习会”，借了大成中学的讲堂，给留学生讲学，正是从《说文》讲起。有朋友来约，拟特别请太炎先生开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讲《说文》，我们都参加了，听讲的共有八人。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认真，最明显的表现在《域外小说集》初板的两册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后来又改用白话，古雅已用不着，但认真还是仍旧，他写稿写信用俗字简字，却决不写别字，以及重复矛盾的字，例如桥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讳始改丘为邱），又写鳥字也改下边四点为两点，这恐怕到他晚年还是如此吧？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他这二十几年的刻苦的学习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了。 关于鲁迅的“西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这里可分作两个段落，其一是关于一般的科学知识，其二是关于外国的文学知识。这第一段落是鲁迅在南京（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及在东京前期（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大概这五个年头。南京附设在陆师学堂内的矿路学堂本来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的，虽然主要功课属于矿路二事，但鲁迅后来既不开矿，也不造路，这些功课都已还了先生之后，他所实在得到的也只是那一点普通科学知识而已。鲁迅在《朝花夕拾》上特别提出地学（地质学）和金石学（矿物学），这些固然最是新鲜，但重要的其实还是一般科学，如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都是现代常识的基础，但是平常各个分立，散漫无归宿，鲁迅在这里看到了《天演论》，这正像国学方面的《神灭论》，对于他是有着绝大的影响的。《天演论》原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伦理与进化论”，（或者是“进化论与伦理”也未可知，）并不是专谈进化论的，所以说的并不清楚，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在东京进了弘文学院，读了两年书，科学一方面只是重复那已经学过的东西，归根结蒂所学得的实在只是日本语文一项，但是这却引导他到了进化论里去，那末这用处也就不小了。 第二个段落是说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两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和仙台退学后住在东京的三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于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他利用德文去翻译别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希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所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在东京各旧书店尽力寻找这类资料，发见旧德文杂志上说什么译本刊行，便托相识书商向“丸善书店”往欧洲定购。这样他买到了不少译本，一九〇九年印行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他所译的原本，便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收集来的。他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史》，后来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同名字的书，给予他许多帮助。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 （《新港》月刊） 鲁迅与中学知识 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还没有中学校。那时满清政府采用官吏，还是用那科举制度，凭了八股文取士，读书人想求仕进，必须“三考出身”，有钱的人出钱“捐官”，那算是例外。第一步是在书房里念书，先把四书和五经念完，再动手学做八股，名为“开笔”，及至文章“满篇”，可以出去应考，普通大概总要十年工夫，所谓“十载寒窗”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了。经过县府两重考试，再应“院试”，如果八股文做得及格，考中“秀才”，便可去应“乡试”，有中“举人”的希望。举人上京去“会试”，中了便是“进士”，经过“殿试”，考得好的入翰林院，其次也可以当部员，或者外放去做知县。不过这应考要有耐心，因为秀才固然可以每年去考一回看，乡试会试便要隔一二年了，有人“考运”不好，考上多少年，连一个秀才也拿不到手，就须得一年年的等下去。鲁迅应考的准备是早已完成了，因为他读书很快，在四书之外一共还读了八经，文章也早已满篇，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试，父亲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去世，家境穷困，没法坐守下去。改业呢，普通是“学幕”去当师爷，不然是学钱业或当业，即是做钱店或当铺的伙计，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便决意去进学堂。那时候还没有中学校，但是类似的教育机关也已有了几处，不过很是特别，名称仍旧是“书院”，有如杭州的求是书院，南京的格致书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学，只可惜学生虽然不要学费，膳杂费还要自备，这在鲁迅也是负担不起的。幸而在这些文书院之外，还有几个武学堂，都是公费供给，而且还有每月津贴的“赡银”。鲁迅那时便走向南京去，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考进水师学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为学校办得“乌烟瘴气”，不久就退了学，到冬天改进了矿路学堂。这虽是一个文学堂，却并不称书院，因为它不是独立的，只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面，所以一样的叫作学堂。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那时中国也还没有专讲进化论的书，鲁迅只于课外买到一册严复译的《天演论》，才知道有什么“物竞天择”这些道理，与进化论初次发生了接触。不过那《天演论》原本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名“进化与伦理”，后半便大讲其与哲学的关系，不能把进化论说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作用是提出“优胜劣败”的原则来，给予国人以一个警告罢了。 矿路学堂所学的重在技术，一般自然科学是基本，所以要补习一下，够得上中学标准，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显得缺乏了。学堂里也有“汉文”这一门功课，读的大抵都是《左传》，作文题目也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陆师学堂的总办也照例由候补道兼充，不过还比较开通些，不像水师方面那么的乌烟瘴气，在看书报方面可以更为自由。但是鲁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学堂里所得不多，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时候立下了基础来的。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虽然平心说起来，《诗经》乃是古代歌谣，现在看来有许多是很可喜爱的。他就用余暇来看别的古书，这在正经用功赶考的人说来是“杂览”，最是妨碍正业，要不得的。鲁迅看了许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杂家的笔记，不仅使他知识大为扩充，文章更有进益，又给了他两样好处，那是在积极方面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消极方面则深切感到封建礼教的毒害，造成他“礼教吃人”的结论，成为后日发为《狂人日记》以后的那些小说的原因。 这里须得来叙述一件事，虽然看似烦琐，其实却是相当重要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虽然没有显明的攻击过，但这总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世，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矿路学堂因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课中独缺外国语这一门。这一个缺陷是他后来在日本，自己来补足的。他当初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那里学的是德文，第二学年末了退学后，他在东京继续自修，后来便用这当唯一的工具，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许多世界名著。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译日本现代作品，只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夏目漱石等几个人的小说而已。他也曾学过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许季茀等一共六个人，去找亡命东京的马利亚孔特夫人教读，每人学费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费留学生未免觉得压手，所以几个月后就停止了。那时所用教本系托教师从海参崴去买来，每册五十戈比，书名可以叫做“看图识字”吧，是很简单的一种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鲁迅亲笔注上的小字，现存放在“故居”，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文汇报》） 鲁迅的文学修养 文学修养是句比较旧式的话，它的意思大略近于现代的“文艺学习”，不过更是宽泛一点，也就好讲一点。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1与章实斋2，谭复堂3与李越缦4，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5，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6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不过这一种议论，恐怕未免有唯心论的色彩，而且换句话说，无异于说是“师爷”派，与“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陈源的话相近，所以不足为凭，现在可以不谈。但是，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写有一册《恒训》，鲁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说的话什九不足为训，可以不提，但是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的了。 我们客观一点寻找鲁迅思想文章的来源，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是本国的，二是外国的。说到第一点，他读得中国古书很多，要具体的来说不但烦琐，也不容易，我们只好简单的来综结一句，他从那里边获得了两件东西，即是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以及唯物思想的基础。读者们应当记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极好的资料，说明他反礼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据说是“朱子”所编教孝的通俗书，专门发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的精义的。书却编得很坏，许多迂阔迷信，不近人情，倒也罢了，有的简直凶残无道，如“郭巨埋儿”这一节，在鲁迅的文章里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也就显示它给他的刺激是多么的大。历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过反对，可是只单独的说一遍，没有什么力量，鲁迅多看野史笔记，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笔记，乃是从别个来源获得的。说来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来源是佛经一类的书籍。他读古书，消极方面归纳得“礼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积极方面也得到益处，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他爱好历代的图画，后来兴起板画运动，辑录史地佚书，唐以前古逸小说，都有很大的成就。词章一方面他排斥历来的“正统派”，重新予以估价，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国佛经有许多种都是唐以前译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这个立场来加以鉴赏。鲁迅从谢无量的兄弟，留学印度的万慧法师那里听到说，唐朝玄奘的译经非常正确，但因为求忠实故，几乎近于直译，文字很不容易懂。反过来说，唐以前即六朝的译经，比较自由，文词流畅华丽，文艺价值更大。鲁迅曾初读佛经，当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边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响却正是属于思想的。他看了佛经结果并不相信佛教，但是从本国撰述的部类内《弘明集》中，发见了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引起他的同感，以后便成了神灭论者了。手边没有《弘明集》，不可能来引用说明，就所记得的说来，大体是说神不能离形而独存，最有名的譬喻是用刀来比方，说形体是刀，精神是刀锋，刀锋的锐利是因刀而存在，刀灭则刀锋（利）也就灭了，因此神是也要与形俱灭的。鲁迅往南京进了矿路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受到了科学洗礼，但是引导他走向唯物路上去的，最初还是范缜的《神灭论》，后来的科学知识无非供给更多的证据，使他更坚定的相信罢了。 鲁迅从外国文学方面学习得来的东西很多，更不容易说，现在只能很简单的，就他早期写小说的时代来一谈。他于一九〇六年从医学校退学，决意要来搞文艺运动，从办杂志入手，并且拟定名称曰“新生”。计划是定了，可是没有资本，同人原来也只是四名，后来脱走了一个，就只剩下了三人，即是鲁迅，许寿裳和我。《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杂志刊行虽已中止，收集材料计划却仍在进行，可是很是艰难，因为俄国作品英日译本虽有而也很少，若是别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当时叫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便没有了，德译本虽有但也不到东京来，因此购求就要大费气力。鲁迅查各种书目，又在书摊购买旧德文文学杂志，看广告及介绍中有什么这类的书出版，托了相识的书店向丸善书店定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钱在书摊上买得一册文库本小书，是德文译的匈牙利小说，名曰“绞刑吏的绳索”，乃是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说。这册小书已经很破旧了，原来装订的铁丝锈断，书页已散，可是鲁迅视若珍宝，据我的印象来说，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宝贵的书籍。这小说的分量并不很多，不知道他为什么缘故，不曾把它译了出来。 《新生》没有诞生，但是它的生命却是存在的。一九〇七年因了孙竹丹的介绍，给《河南》杂志写文章，重要的有一篇《摩罗诗力说》，可以当作《新生》上的论文去看。一九〇九年因了蒋抑卮的借款，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登载好些俄国和波兰的作品，也即是《新生》的资料。但是鲁迅更大的绩业乃是在创作的小说上，在这上边外国文学的力量也是不小的。这里恐怕也可以有些争辩，现在只能照我所见的事实来说，给予他影响的大概有这些作家与作品。第一个当然要算俄国的果戈理，他自己大概也是承认，“狂人日记”的篇名便是直接受着影响，虽然内容截然不同，那反礼教的思想乃是鲁迅所特有的。鲁迅晚年很费心力，把果戈理的《死魂灵》翻译出来，这部伟大的小说固然值得景仰，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看出二者的相类似，鲁迅小说中的许多脚色，除时地不同外，岂不也就是《死魂灵》中的人物么？第二个我想举出波兰的显克微支来。显克微支的晚期作品都是历史小说，含有反动的意义，不必说了，但他早期的作品的确有很好的，《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的诗都是他亲手所译，《炭画》一卷尤其为他所赏识，可能也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 （《文艺学习》） 1袁随园名枚，字子才，杭州人。乾隆时（十八世纪）以诗名。思想比较自由，特别关于两性问题主张开放。 2章实斋名学诚，绍兴人，乾隆时史学家，有学问而思想较旧，反对袁随园的主张，作文批评，多极严刻。著有《文史通义》等书。 3谭复堂名献，杭州人，善诗文，生于清末，为章炳麟之师。 4李越缦名慈铭，绍兴人，生于清末，长于史学及诗文，喜谩骂人，作文批评亦多严刻。著有诗文集及《越缦堂日记》。 5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 6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称朱文公，南宋时道学家，注解四书，宣传旧礼教，最有力量。 鲁迅读古书 关于鲁迅与古书的问题，普通有两种绝不相同的说法。甲说是主张用古文的一派：你们佩服鲁迅，他的新文学固然好，但那正是从旧文学出来的，因为他读得古书多，文学有根柢。乙说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他竭力劝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免得意气销沉下去。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不对，可是也不全对，因为是片面的，不可能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客观的来评判一下，甲说的用意不好，利用鲁迅读古书的事实，来替古文张目，所以把事实歪曲了，是不足凭信的。乙说呢，事实是没有错，但我们知道那时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动时代，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提倡古典文学，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是对于复古运动的反抗，并不足证明他的不读古书，而且他的反对青年读古书的缘故正由于他自己读透了古书，了解它的害处，所以才能那么坚决的主张。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客观的看来，鲁迅多读古书，得到好处，乃是事实，而这好处可以从消极和积极这两方面来说。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所谓消极的好处，便是他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的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过去有长远的历史，浸润在一切文物里边，凡是接触着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将成为痼疾。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个人而已。鲁迅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在古书堆里钻了多年，却能独自觉悟，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这是科学知识的力量吧，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因为有好些科学家对于礼教并不反对。古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鲁迅便是因为身入虎穴，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话虽如此，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的进去又出来的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鲁迅摸着礼教的爪牙，这事出现在他很小的时候，具体的说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时候。《二十四孝》据说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编的，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凭，但在民间很有力量，是“三纲”中“父为子纲”的宣传书，那是人人皆知的。那里边所说的大抵离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莱子彩衣娱亲，画作一个须发浩白的老人倒卧地上，手持有耳小摇鼓，鲁迅的故乡叫作“摇咕咚”的玩具，样子十分可笑，鲁迅文中已经大加嘲笑，尤其荒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儿的故事了。因为要孝养父母，嫌儿子养育花钱，决心去掘土坑，想把儿子活埋了事，画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子手里抱着那小儿站着，小儿手里也正捏着一个摇咕咚。这使得鲁迅看了发生怎样的悲愤，在他后来所写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们这里可以不必重复多说。鲁迅在小时候就从孝道的教科书《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来礼教的残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观点，随时随地都加警惕，从古书中更多的发见资料，书读得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他见解的正确。这个结论便是“礼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机会揭出这个事实，表现在文学上的即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在《二十四孝》上发见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又从种种子史古书上得到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这里可以稍加说明。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国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面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北京大学请他教书，只是一阵东风，催他成功就是了。 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他这方面所得的影响大概也颇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经捐资，托南京刻经处重刊一部《百喻经》，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说道：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到了用白话写作的时候，这就全然不见，所以这里也从略了。 （《读书月报》） 鲁迅与歌谣 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点枯窘，恐怕不能写得好，因为我写鲁迅纪念的文章，都是回忆小品的性质，所用的材料须得是事实，而事实则是有限量的。这好比是一叠钞票，用一张少一张，到用完便没有了，不可能自己来制造补充。关于鲁迅我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存储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了。此次给《民间文学》写稿，尤其觉得为难，在这一方面其实并不曾写过文章，难的在于根本缺少材料。鲁迅曾经译过“俄罗斯童话”，但那乃是后期的事情，在他前半期却还没有注意，即如格林姆兄弟的《德意志家庭童话》，他大概也只有小丛书本，虽是全书，但并没有那么许多的研究解说。只是对歌谣，他曾有过关心，这是我唯一的记忆与材料了。 一九一〇年前后，即是清末民初，鲁迅在从事于《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辑录工作，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他那工作差不多完成，便应蔡孑民之召，往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着政府迁移至北京。那时我留在家乡，除在中学校教一点书之外，开始收集研究儿歌与童话，先后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中，用文言写了几篇论文，在那时当然无处可以发表，有一篇《童话之研究》寄给《中华教育界》，送给它白登，只希望给与该杂志一年份（代价计一元）作报酬，终于也被拒绝，寄给鲁迅去看，由他主持转交《教育部编审处月刊》，并后来所写论文，陆续发表在那上面。他特别支持我收集歌谣的工作，大概因为比较易于记录的关系吧，他曾从友人们听了些地方儿歌，抄了寄给我做参考。我的收集本来是故乡为主，他在北京所能听到的当然都是些外地的，寄给我的一张底稿我还保留着，后来将原本送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了，文句抄留在歌谣稿本上。查甲寅（一九一四）年旧日记，二月项下有云，六日得北京一日函，附儿歌数首。全文今抄录于后： 一 羊，羊，跳花墙。 花墙破，驴推磨。 猪挑柴，狗弄火。 小猫上炕捏饽饽。 这里断句系以韵为准，与以文法为准者不同。 二 小轿车，白马拉。 唏哩哗啦1回娘家。 三 风来了，雨来了， 和尚背了鼓来了。 这里藏？2 庙里藏。 一藏藏了个小儿郎。 儿郎儿郎你看家， 锅台3后头有一个大西瓜。4 （以上北京） 四 棉花桃，满地蹦。5 姥姥6见了外甥甥7。 （直隶高阳） 五 月公爷爷，8保佑娃娃。 娃娃长大，上街买菜。 （江西南昌） 六 车水车水，车到杨家嘴。 杨奶奶，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我车我的水， 管我白腿不白腿。9 （安徽） 我的《越中儿歌集》，从一九一三年一月计划起，收集材料也已不少，却终于未曾编成。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改名《绍兴儿歌述略》，写了一篇序文，登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上，预备赶紧把它编出来。可是因为有些方言的句子，用字拼音都是问题，而且关于风俗和名物，须要许多繁琐的解释，一时未能着手。去年有朋友提议，最好能设法编好，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印出来，也好做个纪念。这个主张很好，我也很有这个意思，我预写那篇《儿歌述略》的序文以来，岂不也已是二十年过去了么。不过力不从心，至今还只有一本草稿，实在很是惭愧。现在姑且抄两章下来，比较易于记录的，作为鲁迅故乡地方歌谣的样本。其一是“月亮弯弯”，依据范寅著《越谚》卷上所载，范氏原本在题下有小注云：“此谣越俗出嫁女人情如绘。” 月亮弯弯，囡来望娘。 娘话心肝肉归哉！10 爹话一盆花归哉！ 娘娘话穿针肉归哉！ 爷爷话敲背肉归哉！ 唔妈11见我归， 捡起罗裙揩眼泪。 爹爹见我归， 拔起竹竿赶市去。12 娘娘见我归， 驮得拐杖后园赶雄鸡。 爷爷见我归， 挑开船篷13外孙抱弗及。 嫂嫂见我归， 锁笼锁箱锁弗及。 哥哥见我归， 关得书房假读书。 我们这里再来抄一篇，系从平水地方一位老太太口里采集来的，流传于老百姓中间，对于升官发财思想似嘲似讽，颇有意思。歌的表面是嘲笑癞子的。 癞子癞新鲜， 爬起天亮去耘田。 一耘耘到大路沿， 癞子沰勒沰勒14开火吃潮烟。 吃浪一口大青烟， 我道哪里个青龙来出现， 哪道是一根大黄鳝！ 我要捉，伊要颠。 走过个叔叔伯伯拨我上上肩！ 一肩肩到大堂前， 十节驮来腌， 廿节驮来鲜。 头头尾尾晒鳝干， 黄鳝骨头买引线。 一卖卖到十八千， 放债盘利钱， 赶考中状元， 前门竖旗竿， 后门钉牌匾。 （《民间文学》） 1原注，铃铎之声属也，非指人声。 2问词，犹言哪里藏也。 3灶头也。 4按此歌当风雨将至时，小儿群集而唱之。 5踊也，跃也。 6外祖母也。 7第二甥字不知本字，系动词，谓甚爱也。（此处外甥系北方俗语，其实应当写作外孙才对。） 8按此以月为男性也。 9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10归字绍兴俗音读如居，哉为语助词，犹言回来了。肉即“骨肉”之意，对于儿童爱怜的称呼，读如泥何切入声。 11唔妈即是母亲，或亦称娘及唔娘，这里盖取前后有变化。 12范氏原注云：越乡动辄用船。这里竹竿即是指定船的篙，言将摇船往市里去。 13挑字原本写作土字偏旁，读如兆平声，系说移动船篷。 14沰勒沰勒犹言滴沰，沰字读如多入声，形容使用火刀火石取火时的声音。 鲁迅与清末文坛 这个题目意思不大明了，须要说明一句。所谓文坛是狭义的，不包括当时的诗文在内，实在只是说有些出版物，而且也仅仅是一部分，据我所知道与他有关系的，简单的来说一下。我说简单，并不是故意简略，实在是因为年月隔得久远了，记忆又不完全，所以不能详说罢了。 鲁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三月往南京进学堂，在这以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与当时出版界不发生关系，所看到的新刊物至多只是《点石斋画报》而已。在南京三年中，与“西学”开始接触，但那也多是些科学，不过是中学知识，但是他所进的是矿路学堂，有地质学这门功课，用的课本是英国赖耶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中译本名为“地学浅说”，是一种新鲜的学问，给了他不少的惊奇与喜悦。此外则是进化论的学说，那时候还没有简要的介绍书，达尔文原书译本更是谈不到，他所看见的是那时出版的严译《天演论》。这是一本不三不四的译本，因为原来不是专讲进化论的，乃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进化与伦理”，译者严幾道又是用了“达旨”的办法，就原本的意思大做其文章，吴挚甫给做序文，恭维得了不得，说原书的意思不见得怎么高深，经译者用了上好的古文一译，这便可以和先秦的子书媲美了。鲁迅在当时也还不明白他们的底细，只觉得很是新奇，如《朝花夕拾》中《琐记》一篇里所说，什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琅琅可诵，有如“八大家”的文章。因此大家便看重了严幾道，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幾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平心的说来，严幾道的译文毛病最大的也就是那最有名的《天演论》，别的其实倒还没有什么，如《社会通诠》和《法意》两书，或者可以说是通顺诚实，还不失为好译本吧。就我个人来说，他的一册《英文汉诂》，或者有人要嫌它旧，我却是一直喜欢它的。我们在南京学堂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英文文法书正是他所依据的一八四〇年初版的《马孙氏文法》，书尽管旧，但是有学术的空气，比后来盛行的纳斯菲尔特的印度用文法来，真不可同年而语了。 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因为康梁虽然原来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毕竟较为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情感”，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的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称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而且因为事忙，一厚本书也没法全读。近日报道，凡尔纳的名著十多种都将译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这消息很是可喜，也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喜爱是对的。 这以后，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说什么“罐盖人头之国”，至今还记得清楚。这在后来才弄明白，乃是哈葛得的一部小说，与后来林译的《金塔剖尸记》等是同一类的。《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词句调写成的。后者更是爱读，书里边的自称“老猎人”的土人写得很活现，我们后来闲谈中还时常提起，好像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例如上边所说三种之外，有《迦因小传》，《鲁滨孙漂流记》正续，《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到了末后两部也已经看得有点厌倦，但还是改订收藏，随后更是译得随便，便不足观了。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与伊尔文的《见闻杂记》，本是好书，却被译得不成样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传》，改名为“魔侠传”，错译乱译，坏到极点了。我们当初觉得林译颇能传达滑稽的趣味，如《劫后英雄略》等书中所见，岂知他遇到真正有滑稽味的作品反而全都弄糟了呢？后期林译本中如《块肉余生述》，老实说也还不坏，不过有如吃食的人，吃过一口坏东西，也就不想再吃了。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但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壬子（一九一二）日记中十一月九日项下记云：“赴留黎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十四日记云：“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在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苏子谷在东京时曾见过面，朋友们中间常常谈起“老和尚”的事情，他的文笔也很不差，可是他的文言小说虽是在《东方杂志》等上边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但鲁迅并不感觉什么兴趣。说是不喜欢文言么，那时也还不写白话，而且他对于文言译本的《炭画》也很是欣赏的。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据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中所记，那一册中计收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匈牙利，塞尔维亚，芬兰各一篇，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了。 （《文汇报》） 鲁迅与范爱农 鲁迅与范爱农—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很奇特的。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在日本住上好几年，只在同乡会上见过面，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互相瞪眼而别。这在《朝花夕拾》末篇《范爱农》中说的很是具体，时为光绪丁未即一九〇七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伯荪在安庆起义，杀了恩铭，旋即被害，六月初五日秋瑾也在绍兴被杀，同乡会议就是为的讨论这事，所以时期该在阳历七月吧。匆匆过了五年，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其时尚未改称学校）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两人第二次见面，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时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自动脱离，两人就连带去职了。 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政府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长，招鲁迅去帮忙，匆匆往南京，这两位朋友只聚会了两个月光景，又复永远分别了。范爱农失业后，在绍兴杭州间飘泊了几时，终于落水而死，鲁迅那篇文章便是纪念他而作的。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古，因为中间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可是事有凑巧，近时忽然无意中找着了好些重要的材料，可以稍加说明。这乃是范爱农的几封信，都是在那时候寄给鲁迅的。其一是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其文云：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里需要说明的，如傅励臣即《朝花夕拾》中所说后任校长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朱幼溪即都督府派来的拖鼻涕的接收员，罗扬伯则是所谓新进的革命党之一人。《越铎》即是骂都督的日报，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先生，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鲁迅往南京去，大概在三月末回家过一趟，随后跟了政府移往北京。他的壬子日记从五月开始，所以这一段事情无可查考，日记第一天是五月五日，说“舟抵天津”，想来该是四月末离绍的吧。在这以前，鲁迅和范爱农应当在家里会见过，可是这也毫无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