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回忆伯父鲁迅

周静子 回忆幼年时代的往事，不，尤其回忆我幼年时代那短短几年与伯父的同居生活，的确是件快乐的事。我要在这回忆中重新回到那快乐的往事中去，再一次与伯父会见。但是写文章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因为自己对于写东西是非常生疏的，再加上自己的健忘，写出来就不会像样子，不过为了纪念伯父逝世二十周年，我就边想边写吧。 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等到懂事了，伯父又搬走了，之后他又久住上海，所以见面也就更难了。 在同住的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兄弟姊妹很多，（那时伯父没有小孩，）家里便买了一对白兔，（见鲁迅小说《兔和猫》，）供我们玩，当然这是我们所欢迎的。大兔生了小兔，更使我们欢喜，然而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幸。小兔一个一个的被猫吃了，引起了我们的激愤，婶母用短棒支着大木盆来捉猫，伯父见了猫也去打，因为伯父对于强者欺弱者，“折磨弱者”总是仇恨的。他在《朝花夕拾》第一篇《狗，猫，鼠》中说：“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我们因而也恨上了猫，到如今我见了猫还很讨厌！ 在我的记忆里，伯父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很少见他，不是到教育部上班，到各大学上课或外出，便是在屋里写文章，差不多每到晚上我们都上床睡觉了，伯父才到我们屋来找父亲谈话。 伯父是很尊敬劳动人民的，记得那时家里用着一位工友名叫齐坤，伯父便不许我们小孩子叫他齐坤，要叫他齐爷。当时在我小小心灵中就觉得很不自然，心想着“齐坤又不是我们的爷爷，为什么要叫他齐爷”？就跑到伯父跟前去问，伯父便拉着我的手说道：“你不知道小孩要尊敬大人么？齐坤比你们年长一辈，那么就该尊敬称呼他为齐爷，明白了么？”我说：“啊，明白了！”说完便蹦跳着远去了。 顺便我再谈一下伯父的一位俄国朋友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事情。他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他会说很流利的日本语，时常听到他弹琴（小俄罗斯的琵琶）和他的歌声。他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对于一切都很乐观，他很爱游玩，到公园，动物园或庙会（例如护国寺十天两次的市集）去逛，兴致很高。他很喜欢小孩，但是我们见了他就躲避，因为他有很大的力气，他可以把小孩抱到怀里，用他的手叉过来到肚上，再架起来。伯父见了总要问我们：“不很好受吧？”大概伯父看出孩子脸上的表情是不大舒服的。好玩虽是好玩，不过架了之后肚子就觉着痛，所以远远见了他就躲起来，有时不提防被他抓着，那就活该倒霉了。 想起那时家里也实在热闹，人多而且还养着很多家畜，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养着鱼，蝌蚪和鸭子。因为池边和地面是差不多高低，所以孩子也就容易掉到池子里去，一听到“扑通”的声音，爱罗先珂总是大声的问：“又是哪一个孩子掉进池子里去啦？”他的问就引起大家的哄笑。其他可笑的有趣的事情还很多，已见他所作小说《鸭的喜剧》。 我从小就很不喜欢听大人们谈话，伯父和父亲的谈话根本就不听，再说也很难懂，对孩子说来是全然干燥无味的。 我记得伯父很不爱剃头。我曾经很好奇的问过他：“大爹，大爹，为什么你老不剃头？”伯父把眉头一皱而后又笑了，说道：“是的，大爹要留长头发，梳你们一样的小辫子呀！”的确伯父是很不好理发的，大概是工作太忙，专心学问的研究，不多想自己的生活吧。总之，在那时伯父给我的印象是，工作紧张，生活朴素，头发很长，态度和蔼。 我和我亲爱的伯父虽然相处不久，但是从他的言行和遗著里，我得到的教育确实不少。假如他今日仍然健在的话，能看到祖国这样一日千里的进步情况，将要怎样的快乐呀！能看到我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天地中，将要怎样的快乐呀！ （《西北大学简报》） 阿Q正传里的萝卜 我先后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文章很是不少，有时心里不免感觉惶恐，生怕被人家说是写八股。但是我既然是立意报告事实的，那么这倒也还无大妨碍，因为八股与事实总是有点不同的。我所真心害怕，虽是同时也是专诚期望的，乃是有人出来，给我指出所报告的事实的错误，这于个人诚然不免不快，但于读者们是很有益处的。可是我等待了几年，一直碰不着这个运气，我心里不免有点悲哀，深感到自己是老了，能够知道我同时候的那些事情的人也几乎快要没有了。这是老人的普遍的寂寞之感，我平常虽是不在乎，但究竟也难免有时候要感到的。 近日有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呐喊分析》，乃是同乡许钦文先生的新著，在《阿Q正传》这一章里谈到“老萝卜”，对于我的话加以纠正。我看到了当初非常高兴，因为我所期望的事终于遇到了。许先生既是同乡，年纪比我大概也止差了十岁吧，对于绍兴这地方，清末这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定比我是只会多不会少的。可是结果他还是没有纠得对，我又不得不大为失望了。《阿Q正传》第五章上说阿Q爬进尼庵的园里去偷萝卜，我以为春尽夏初的时节，园地里的萝卜是不可能有的。我以为如照事实来讲，阿Q在静修庵不可能偷到萝卜，但是那么也将使阿Q下不来台，这里来小说化一下，变出几个老萝卜来，正是不得已的。许先生却有点了解错了，似乎觉得上文是说老萝卜一节是《阿Q正传》的“瑕疵”。他所以加以纠正道：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萝卜上面还有一个‘老’字。在江浙一带，这种时候，市场上的确很难见到萝卜了，但在菜地里可能有老萝卜。这有两种原因，一，留种的；二，自种自吃的人家，吃不完剩留在那里。只知道坐在房子里吃现成萝卜的人才以为这种时候不会有萝卜。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些细节的看法，是不应该太拘泥的。” 这里“而且”这一段话，与我所说萝卜是不得已的小说化，并无多大差别，所以可以不必多说。关于“首先”那一段，我原来的话是这样的：“在阴历四五月中乡下照例是没有萝卜的。虽然园艺发达的地方春夏也有各色的萝卜，但那时代在乡间只有冬天的那一种，到了次年长叶抽薹，三月间开花，只好收萝卜子留种，根块由空心而变成没有了。”许先生的老萝卜无论是留种也罢，吃不完剩下也罢，反正留在地里，到了春天都要开花结实，这么一来，根部就空，不成其为萝卜了。我说没有是说萝卜的根块，若是上边的茎叶，那么总是存在的。我们吃现成萝卜人的话或者不尽可信，那么且看专门家怎么说吧。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徐绍华的《蔬菜园艺学》第十八章，说萝卜采种云： “萝卜采种，不采收根部，任其在圃地越冬，至翌春开花结实，至荚变黄，乃刈下阴干而打落之。”又云：“冬萝卜若贮藏适当，可经数月之久。”可以知道萝卜如留在圃地，到了春天一定要开花结实，其根茎自然消失，这是“物理”，人力所无可如何的。如要保留它，那就要有适宜的贮藏方法，详细须得去请教内行人，但总之决不是去让它一直埋在地里，任其开花结实的。鲁迅在写小说，并不是讲园艺，萝卜有没有都是细节，不必拘泥，这一节我的意见与许先生并无什么不同，现在却只为了园艺的问题在这里吵架，倒也是好玩的事情。小时候虽然常在园里玩，拔生萝卜来吃，多少有过经验，看见过萝卜开花，知道不能再拔了来吃了，但究竟还不敢自信，从书本子上去请了园艺专家来做帮手，证明“翌春开花”的事实。但天下事尽多例外，如果在“江浙一带”，的确还有别的品种，上边开花结实，下边还有一块“老萝卜”，我为了增广知识，也是愿意知道的。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我所说过的事乃是以清末的绍兴为对象，别处的例固然足备参考，对于纠正事实也还有点不够了。 近日在《人民日报》（八月五至七日）见到了徐淦先生的《鲁迅先生和绍兴戏》，使我非常佩服，觉得是很出色的纪念文字。这于我也很有益处，因为它把阿Q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举了出处出来，这是我所说不清的，而且又将“只要昏君命一条”这一节话说得很清楚，和我所知道的文句完全一样，更增加我的喜悦了。它告诉我这是出于《龙虎斗》，而“抢姣姣，起祸留”，老丁（我们习惯读作老顶）的这一篇杰作则是出于《游园吊打》，引起我多少年前看“社戏”的愉快的记忆来了。我和京戏以至绍兴府下诸暨嵊县人的“徽班”，都没有什么情分，唯独对于这“文乱弹”的绍戏，至少对于有些戏文还有值得记忆的地方。因此对于作者提议，在纪念鲁迅的时节演出那几出戏，我是衷心表示赞成的。“高调班”虽是比较古，现在消灭了那是没有办法，“文乱弹”的绍戏还是存在，在这“百花齐放”的时代，让它有开花的机会，来比赛一下，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吧。 附录一　关于阿Q正传 一　引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北京《晨报》开始增加“副刊”，将原来的第五版改为单张，由孙伏园担任编辑。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又由蒲伯英主张，编得特别好玩一点，添设“开心话”一栏，请鲁迅帮忙来写稿。因为如他自己所说，“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了，所以他就动手来写他的《正传》，那第一回便署名巴人，在“开心话”这栏内出现了。但在第二次这又移在“新文艺”栏内，一直连登九回，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这才全部完结。在连续登着的时候，知识阶级一时轰动，有许多人以为某一段仿佛是骂他自己，有的也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从“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因为他是四川人的缘故。可是鲁迅并没有长久隐瞒的意思，到了全文登了之后，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在我开始登载“自己的园地”的中间，我便写一篇题云“阿Q正传”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这大概是说《阿Q正传》很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是三十多年了，那时我正是乱谈文艺的时代，有些地方说的很不对，那是当然的事情，但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过了一年是一九二三年，鲁迅的小说十五篇合编一册，定名“呐喊”，决定由北大新潮社出版，其时该社名义上由我负责，所以新潮社丛书算是我编辑的，虽然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可是创造社的成仿吾先生见了这书乃大加批评，说其中只有一篇《不周山》还好，又说这小说集是他兄弟所编，应该是很好的云云。鲁迅因此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里边，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一篇。我的那篇文章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现在为搜集鲁迅研究的资料，觉得不管文章写得错不错，也总是资料之一，心想抄存下来，可是很不容易得到了。晨报社初版本《自己的园地》我自己也已没有，我只知道这曾经收在阮无名编的《新文坛秘录》里，可是这书也很是难找。经朋友帮助，借给一册文载道的《文抄》，在一篇《关于阿Q》中间引有全文，现在得以照样抄了下来，这实在是很可欣幸的。 二　本文 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它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那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一九二二） 附录二　关于鲁迅 《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已不记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这回鲁迅在上海去世了，宇宙风社写信来，叫我写点关于鲁迅怎么做学问的文章，作为纪念。我想关于这方面，在这时候来说几句话，似乎可以不成问题，而且未必是无意义的事，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没，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这里所说，限于有他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说过者概置不论，不但仍以避免论争，盖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摄者也。 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年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姓张的官客来访，因为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原为寿某，介孚公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戊戌（一八九八）年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留学东京时，刘申叔为河南同乡办杂志曰“河南”，孙竹丹来为拉稿，豫才为写几篇论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飞，至民七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于迅字上冠鲁姓，遂成今名。写随感录及诗署名唐俟，系俟堂二字的倒置，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传》特署巴人，意盖取诸“下里巴人”，别无深意。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甲部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 二，谢承《后汉书》（未刊）。 三，《古小说钩沉》。 四，《小说旧闻钞》。 五，《唐宋传奇集》。 六，《中国小说史略》。 七，《嵇康集》。 八，《岭表录异》（未刊）。 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二，散文：《朝花夕拾》，《野草》等。 戊戌春豫才往南京，由水师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派往日本留学，此三四年中专习科学，对于旧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随笔以及诗文盖亦不少，在我的旧日记中略有录存。如戊戌年所作《戛剑生杂记》四则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又《莳花杂志》二则云：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卤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诗则有庚子年作《莲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绝，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书神文》一首，今不具录。辛丑东游后曾寄数诗，均分别录入旧日记中，大约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阅了。（案上文所说诗文，现已均收入《鲁迅全集补遗》中了。） “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又云： “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这里辑书的缘起与意思都说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外国的板画，编选北京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 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赏识，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 附记 后来有人查出，这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题曰“怀旧”，署名“周逴”，末尾有编者“焦木附志”的话，“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